蒋廷黻的这段话有些残忍，却发人深省

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，生生不息，但到了关键时刻，中国为什么总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？

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（fú）在讨论林则徐、琦善与鸦片战争关系时，有一段话发人深省。他说，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处理中英冲突时，确实没有准备在军事上与英国人决一雌雄，他大概知道两国在军事上的差距，知道诉诸战争的后果，审时度势，做了一个理性选择，拯救了国家，挽住了大清的一点儿脸面。 

然而，琦善的理性选择却使他个人蒙受了巨大羞辱，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。这是琦善的个人悲剧，更是近代中国的巨大失误。

按照蒋廷黻的推理，假如不是琦善出面化解中英冲突，那么大清一定会按照林则徐设定的路径选择战争，清英必将有一次大战，战则必败，败则必速和。速和不仅可以使大清的损失大幅度减少，而且可以使大清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维新，进行政治改革。换言之，中国应该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转身向西，走向世界，而且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政治、文化上的动荡与波折。

仔细想想，蒋廷黻的这个看法虽说残忍，但确实是对的。《南京条约》使中国损失不少，比如，割让香港，但对一个长期受人恭维的“中央帝国”来说，一千二百万元洋钱的赔款确实是“小菜一碟”。至于五口通商，不过就是在原先广州一口通商基础上再增加四个通商口岸而已，充其量不过是四个“经济特区”。清政府在经过短暂痛苦后很快就觉得庆幸，因为战争终究过去了，大清重回帝国老路，可以继续“天朝上国”的美梦了。

过去很多年，但凡要我推荐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书目的，我都没有忘记推荐蒋廷黻的《中国近代史》。不仅因为这本小册子只有几万字，文字清新优美，叙事明白流畅，而且因为蒋廷黻在这本书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近代史，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他的分析，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讲述有助于重新认识近代中国，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。

他是民国学者从政的标杆，国难当头之际，被蒋介石三次召见，因国事高见担任政府要职；他又是民国官场的例外，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，但终身不入国民党，还时常批评当局政策失当和政治腐败。

他不虚伪、不矫饰、不做作。无论为官、为人、为文都做得出色。

为官：历任驻苏大使、驻美大使。西安事变时，参与多方斡旋，力促苏联放蒋经国回国。

为人：与胡适、梁启超同为风云人物，他于南开、清华教历史，总是提醒申请读历史的学生，读历史会受穷很久。

为文：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近百年中国近代史纷繁复杂，他只用短短五万字写成的“简略初步报告”，被誉为史识最为可观的中国近代史。 

他的学生，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顶尖学者费正清说：蒋廷黻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。

何炳棣说：半个世纪以来，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？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，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。

然而，这部短小大气的传世之作，却由于他在抗日危急关头弃文从政，实际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句号。

更可惜的是，1949年之后，他和他的书，不是作为大陆批判对象，就是长时间成为禁忌而被遗忘。

由于长时间被遮蔽，就是在他的老家邵阳，依然没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。

其实，他只是审视中国，不是义和团主义，不是沙文主义，而是不说大话，不逞意气：

· 他看清朝：历史之悠久，体制之完备，却是中国落后世界之源头。

· 他看甲午战争：大清三十年增长，就像一个巨大泡沫，一夜之间被戳破。

· 他看义和团运动：是我国顽固势力总动员，“拳匪惨败是极自然的，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，绝不可以开倒车。”

· 他任驻苏大使，深知苏俄友谊代价之高，“俄国外交最阴险：他以助我之名，行侵我之实。”

傅斯年说，“近代尚无第二人。”诚如斯言，蒋先生以当代史学家少有的为学、从政、外交经历，和其前卫、公正、开明的思考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被遮蔽的中国近代史，和一个“主战未必爱国，主和未必卖国”的复杂现代中国。

为此，后代聊斋再次联合郑重推荐蒋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两部作品：

其中，中华书局《中国近代史》为迄今为止最全本，只是所有删而未删之处，都用空格□□□，很容易就可“完形填空”。而《蒋廷黻回忆录》在大陆更是难得一见，为先知书店独家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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